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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娟的文字為何不懼時間的沖擊--理論評論--中國作家網

來源:中國作家網      發布時間:2019-09-10

今年,李娟的處女作《九篇雪》迎來了第三次出版。盡管是三版,《九篇雪》仍繼續了以往兩版的好評與銷售熱度,其中不乏年輕讀者的喜愛。在消費主義盛行并被宣稱“嚴肅文學已死”的今天,這本寫于20年前,帶有李娟濃烈自傳色彩的散文集能再次獲得市場青睞,似乎有點令人意外,也令人好奇李娟的文字到底有何魅力能不懼時間沖擊和社會迭代?

北京文联网 當談論李娟的作品時,“真誠”“質樸”“原生態”“靈氣”是人們常用到的詞匯。文本與她個人生活經驗的無縫銜接產生一種奇妙應力,筆尖如同攝像機,所到之處無論是阿勒泰的莽莽群山,荒野牧場的四季輪轉,哈薩克族人原始神秘的生活形態,還是這一切宏大圖景映射于她內心時的幽微體悟,皆給予讀者強烈的真實感,以及作為人類共同體直面自然與人生時最本質、純粹的共振沖擊。

北京文联网 真實源自李娟的親身經歷,1979年出生于新疆,在家鄉四川上學,高中輟學后與母親一起在阿勒泰生活,當過裁縫,開過雜貨鋪也打過短工,還跟隨扎克拜媽媽一家在四季牧場游牧過活。她的文學地理緊密貼合生活坐標生長:從少女時代的《九篇雪》《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請放聲歌唱》,到青年時代的《冬牧場》《羊道》系列,再到中年的《遙遠的向日葵地》等等作品,大多是類日記形式的記錄和抒發。

北京文联网 透過這些作品,北疆壯麗而嚴酷的生存畫幅讓讀者似觸手可及,哈薩克族的民俗文化也在她的生活鏡頭里多維呈現。正是李娟在文本中鮮活的在場感,讓一切細節都顯得真實可靠,一切的風光景物不再是修飾言說的無根之水,而是和萬物命運和當地文化息息相關的生存根源。也正因為對當地生活的深度介入,給予她對自身世界獨特的思考,令其作品既有田野調查般的寫實克制,詩歌般的空靈吟唱,也有哲思散文的清澈沉淀,塑造出旁人難以復制的文學魅力。

對讀者們來說,閱讀李娟的文字不只是閱讀一種別樣人生,也是借著她微觀地體察——人作為孤獨個體,置身寥廓天地,蒼茫荒野中的渺小與閃光,面對災難困苦,依舊懷抱對生存本能的感激與新奇的強韌生命力。李娟的文學在場,無疑為這種生命意志增添說服力,在“娛樂至上”,物質主義噪音不絕于耳的眼下,就像一道逆行的河流,沖開表象,濾掉喧嘩,露出生活粗糲、真實的河床,讓心靈在“萬物水落石出,靜而恒久”的大道至簡中獲得繼續前行的力量。

虛與實之間的合理融合

北京文联网 散文寫作為李娟帶來豐碩的文學獎項:2009年《羊道三部曲》獲首屆“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2011年獲年度人民文學獎的“非虛構獎”,2018年《遙遠的向日葵地》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但好的散文作品并非單純地臨摹現實,更要傾注作家對現實素材的解構重構,有穿透表象抵達本質的洞見總結,在基于事實的認知里提煉出藝術的“真實”,作家的主觀意圖和藝術化處理依然不可或缺。李娟文字的動人之處正在于對非虛構素材與虛構想像之間的合理融合,個人與觀察對象恰到好處的距離分寸,情感抒發在物景描寫里的自然滲透,現實與象征的交織互映,以及始終誠懇謙遜的寫作姿態,避免了不少知識分子作家面對社會底層觀察對象時的心理“優越感”“俯視感”,從而造成客觀和深度的欠缺。

北京文联网 例如《九篇雪》里寫牧民小孩努爾楠,首先描繪的是他的聲音“嬌脆、清晰、像是在一面鏡子上揮撒著一把又一把的寶石—海藍、碧璽、石榴石、水晶、瑪瑙、貓眼……叮叮當當,晶瑩悅目,閃爍交薈……等你緩過神來,俯首去拾撿的時候,另一把又五光十色撒了下來……”與這華麗聲音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努爾楠襤褸的衣著和物質匱乏的生活。李娟沒有僅僅著力記錄努爾楠的貧窮,而是更關注他“滿心明朗”的內心世界:他如何在沒有錢,沒有玩具,沒有同齡伙伴的寂寞童年里成長并快樂著?

沒錯,文中的努爾楠是快樂的,他眼中的世界也是快樂的,這是哈薩克民族自小根植在血液里堅韌人生觀的一角折射,是孩子們日后獨立面對游牧生活的內稟抗力。李娟無需憐憫,讀者更無需用憐憫的目光去判斷他的童年。正是快樂的力量而非憂傷把努爾楠這個人物從現實繁蕪中“提煉”了出來,借著孩子明亮豐盈的靈魂傳遞出生活溫度和寬度,凸顯更深層的人文魅力,此中有賴于李娟對哈薩克民族生活方式的透徹理解,呈現角度的審慎選取。

李娟有著觀察家的天賦,擅長從日常瑣碎里挖掘生命的豐厚意涵,由荒寂的風景里觀照自我,以始終懷有善意又機敏的目光體察人性的美好復雜,盡管她的日常生活大多艱辛并缺少物資,但并不妨礙她滿懷熱愛地探索世界,認識世界。如《阿勒泰的角落》中,她回憶在喀吾圖開裁縫店的時光,以衣服為楔子切進當地人的生活肌理,將他們的禮儀習俗,傳承理念,審美價值觀等共性面向讀者巧妙展示,同時插入生動的單獨人物特寫,并對此展開風趣而富詩意的抒發,縱深了文本的文學性。

北京文联网 布料對喀吾圖人來說不只是生活用品,更被賦予社交和禮儀屬性,是人們出門訪客赴宴的重要禮物,于是幾乎每戶人家的箱子里都壓著幾十幅布料以備贈送。一匹布被“一輪一輪地送來送去,在偏遠狹小的喀吾圖寂靜流傳。”,流傳的不只是布,還有當地人重禮重情的文化傳統,在嚴峻環境下互助的生存法則,因而布匹進一步成為維系家庭倫理的精神象征。李娟寫到:“在這些布的往來中,一個剛組建的小家庭,會因婚禮而攢下一大箱子布。這些布就是這對小夫妻生活的底子。在后來長久的日子里,這些布將伴隨兩人的日漸成熟,見證這個家庭的日漸穩固,成就這個家中生活氣息的日漸厚重。”

北京文联网 借布料這微細載體,李娟體接收到一種古老而有力的生命信息,觀察目光從當地人對衣服的態度延伸到他們的精神形態。她繼而寫:“我們接收的布料里面,有很多都是很古老的布,有著過去年代的花樣和質地,散發著和送布來的主婦身上一樣的味道。而這主婦的言行舉止似乎也是過去歲月的,有褪色而光滑的質地,靜靜的,輕輕的,卻是深深的,深深的……我們用尺子給她量體,繞在她的肩上、胸前、胯上,觸著她肉身的溫暖,觸著她呼吸的起伏,不由深陷一些永恒事物的永恒之處。”這段詩性的抒發,由物及人,虛實互涵,讓布和喀吾圖主婦與美、時間、人生等永恒命題建立通感,穿透外在直抵物象靈魂,給予寫實以更高的抽象藝術展現,達至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的合理融合。

北京文联网 虛實融合的例子在李娟文中處處可見。在《巴拉爾茨的一些夜晚》,我們能知曉她和母親在雜貨鋪里的真實生活狀態:四處是破洞的土房子,幾只啤酒箱架木板搭起的床——睡覺時必須小心地往墻邊貼,不然床會塌;白天沙塵肆虐,晚上寒風刺骨;屋外是無邊的荒野,以及比荒野更無邊的寂寞。現實的苦寂,催生了李娟對夜晚及萬物的自由想象,她用超現實主義手法向我們訴說了巴拉爾茨的月光、夜空、爐火、夢境,甚至是一只貓,一只模糊了現實和想象界限的貓。這只貓夜夜伴她入眠,卻總在白天消失,她描繪了貓的呼吸、體溫、觸感甚至鼾聲,卻無法說出它的毛色和樣子,因為每當她從夢中醒來,貓就不見了。令人不由得懷疑這只貓是否是李娟幻想出來的?一種孤獨狀態下的心理投射,一種自我暗喻。

類似的自我隱喻在《走夜路請放聲歌唱》里有更豐富深刻的呈現。森林深處那只從未露面的大棕熊,如同自然的守護神,與人類保持著距離又互相守望,同時它也像是李娟內在分裂出來的自我象征,代表了某種生活信仰。文本中大棕熊的存在與李娟的存在不停置換,時而它是她的聆聽者,時而她是它的代言者,兩者又有著共同的訴說對象——走夜路的人。夜路是人生的長路,李娟呼喚路人也是呼喚自己要放聲歌唱,用生命的歌聲驅走黑暗,照亮穿越迷障的出口。事實上,除了大棕熊、夜路和路人,森林里的所有事物都似有所寓意——恐懼,迷惘,愛情,故鄉,死亡,希望……它們共同組成李娟成長路上的明暗風景,李娟用詩歌的語言為它們重新命名、賦值,讓讀者在意象繁復的密林里迷路又出走,感受人生殘酷但豐美勃發的真實。

北京文联网 這種基于現實分裂出來的“我”的不同形態及精神寄寓,猶如音樂多聲部復調重奏的自我表達,帶有強烈的現代主義色彩。就像西方現代詩人常說的:“每個物里都睡著一支歌。一旦被那個魔術的詞命中,它就歌唱起來。”顯然,李娟正是以她的言說之歌,文學之歌,在人生的夜路上放聲歌唱,對抗現實的虛無和苦難,從而抵達更高的藝術“真實”。

自我成長與“他者”觀照

北京文联网 李娟說過寫作于她就是“不斷地去認識世界,不斷地去打開各種門各種窗戶,不斷地往前走的一種過程。”寫作是運用語言去闡釋個體與其面對的世界的關系,把個人對外界的觀察和認知作有序表達,讀者在閱讀作者筆下的世界同時也是在認知作者的個體經驗,借著他或她的經驗來應照自身經驗。因此,寫作于作者不僅是認識世界,也是認識自我,表達自我的一個過程。

北京文联网 從李娟的一系列書中,能清晰感知到她自我的在場,以至于讀者們對她就像認識多年的老朋友,熟知其許多生活細節,熟悉她的母親、外婆、鄰居、戀人甚至是養的小狗、小雞。但作家僅依靠生活經驗和記憶寫作是不夠的,容易陷入自我復制,就像格非對當下文學創作的論述:“個人經驗總是封閉的、瑣碎的、習以為常的,有時甚至帶有強烈的個人偏見。文學所要發現的意義,猶如寶藏一樣,沉睡在經驗和記憶之中。如果沒有夢的指引,沒有新的經驗和事物的介入,經驗和記憶本身也許根本不會向我們顯示它的意義。因此,我傾向于認為,文學寫作的意義,實際上并不存在于單純的經驗之中,而是存在于不同經驗之間的關系中。同樣的道理,真相并不單純地存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不同事件的聯系中。正如薩特所說的,他者的出現,是我們理解自身的首要前提。”

北京文联网 《人民文學》也早在2010年,針對非虛構寫作提出新的美學主張:“紀實作品的作家常常比愛事實更愛自己,更熱衷于確立自己的主體形象——過度的議論、過度的抒情、過度的修辭,好像世界和事實只為滿足他的雄心和虛榮而設。我們認為非虛構作品的根本倫理應該是:努力看清事物與人心,對復雜混沌的經驗做出精確的表達和命名……”。作者的自我位置與寫作素材之間配置關系的重要性,對充滿主觀的個體經驗要做出客觀、精確的審視與過濾。格非特別提出用“他者”經驗作為參考,來對比自身,即“獲得自身經驗的最好方式即先把自身經驗放下,不斷觸及、了解新的事物,通過新事物發現自己。”

像是某種不言而合的呼應,李娟在完成了《阿勒泰的角落》《我的阿勒泰》和《走夜路請放聲歌唱》等書后,放棄了穩定的機關工作,離開辦公室,跟隨牧民扎克拜媽媽一家開始了游牧生活。之后,她寫出了被評論界認為代表著她最高文學水準的《羊道三部曲》。相較之前由個人日常延伸出對哈薩克人鄰居式、旁觀者式的注視,《羊道》是李娟真正參與到對方生活,以他們的傳統方式勞作起居的第一手記錄,對她來說是一種新的“他者”經驗,也是一次自我的“重要成長”。 李娟在《羊道》自序里有一段闡釋:“關于他們的文字也堆積如山,他們的歷史,他們的生產方式、住居習俗、傳統器具、文化、音樂……可是,知道了這些,有和一無所知有什么區別呢?所有的文字都在制造距離,所有的文字都在強調他們的與眾不同。而我,我更感動于他們與世人相同的那部分。那些相同的歡樂,相同的憂慮與相同的希望。” 由此可見,李娟身為漢族作家對哈薩克文化這一“他者”,沒有以獵奇的目光去凸顯他們的不同,而是更愿意從“異質”當中挖掘彼此的“同質”,探尋作為人類共同體的深層聯結關系。同時,她也意識到文字的局限性,文字能傳達某些真實,但絕不可能代表所有真實,正如維特根斯坦的名言——對于不可言說之物,必須保持沉默。這種對文字怯魅的態度保證了作者的客觀性,保持了對寫作素材的敬畏之心,自我抒發讓位于事實描述,令李娟的書寫有了比過往更克制且成熟的體現。

但李娟并非一開始就有如此清晰的認知。在第一部的《羊道·春牧場》,開始她滿懷熱情想去贊美牧人們節制的生活方式,甚至準備了一臺記錄用的照相機,但很快就被轉場途中各種艱險打擊了熱情,嚴寒、涉河、懸崖遇險、照料牲畜等一系列考驗令她疲于奔命。人在面臨生存危機之際,還哪會有什么贊美和拍照的欲望?她收起了照相機,不禁用已有的個人經驗去判斷、質疑扎克拜媽媽一家的一些做法。譬如為什么要等到下雨天才出發?為什么有好的路不走偏走危險的路?為什么要遺棄不敢過河的小狗懷特班?為什么要漠視生命消逝?

北京文联网 李娟的問題在當時沒有答案,也沒有人會回答她,只是從過后的許多事情結果中自己總結出答案。挑下雨天走是因為轉場本身就是帶領羊群追逐水源水草的活動。走危險的路是因為各個牧民家庭有著劃分好的行走路線,以保證草原的平均分配和再生長。而面對生命的態度,牧人們自有其順應生存環境的理解——“節制情感并不是麻木冷漠的事情。我知道他們才不是麻木殘忍的人,他們的確沒有我那么著急、難過,但到頭來卻遠遠做得比我多。只有他們才真正地付出了努力和善意。”

北京文联网 李娟對哈薩克人“轉場”的認知,在不斷的質疑、困惑和明朗中反復推進。她更深切明白從他者經驗里學習汲取的重要性,于是克制自我,順從扎克拜媽媽家既有的生活秩序,全然投入到轉場的繁重勞動中并證明自己的價值,深信只有成為彼此信任,依靠的生活伙伴才能接近對方最真實的面目。

隨著李娟和扎克拜媽媽一家感情的加深,對“轉場”生活的深度介入,她筆下的人物也經歷一個由模糊到聚焦,由平面至立體的動態變化。像扎克拜媽媽,《春牧場》時她是一位強悍能干、寡言少語的大家長形象,讀者對她的認識更多是在指揮整支“轉場部隊”時的經驗豐富及果斷沉著。到了后面的《前山夏牧場》,扎克拜媽媽開始展示出層次豐富的性格情緒,自己堅守傳統的生活方式但并不反對他人用現代的新辦法,對事情有清晰的主見卻從不輕易評價別人,對孩子們既有威嚴管教也給予特別方式的尊重。例如,女兒卡西擅自把自己為數不多的飾物和朋友交換,而且顯然是不等價交換,扎克拜媽媽看透但沒有阻止和責備,因為女兒雖只有十五歲,卻已然擁有獨立支配個人財產和部分家庭財產的權力,這也折射出哈薩族人對個人財產和家庭關系的獨特觀念。

北京文联网 扎克拜媽媽的兒子斯馬胡力,也是一位很有個性特點的人,他時而不拘小節,懶散浪蕩,常常逃避家務,喜歡“使喚”卡西和李娟替自己斟茶洗衣;時而又任勞任怨,承擔著家里最粗重的體力活,總在重要時刻發揮出強大可靠的力量。李娟開始時對斯馬胡力頗有微詞,后來就多了許多贊美,她如實地把自己的感受寫下來,通過不同事件的對比參照完成對他性格的多角度刻畫。更重要的是,讓讀者從中領悟到哈薩克家庭里不同成員各自的責任和權利,正是依靠這種明確的權責分工,成員各自的作用得到高效發揮,一個家庭才能共同抵御游牧過程里的千險萬難。

《羊道》的一系列人物中,年輕女性和孩子的形象無疑最令人觸感強烈,其中首選牧羊小姑娘卡西。在《春牧場》開頭,卡西年紀小小便獨自帶領所有羊群翻山越嶺地趕路,堅韌得如同成年男子,李娟也似乎有意模糊她的性別。后來到了放牧點,隨著生活節奏變慢,卡西的少女風姿便逐漸散發出來,她開始注重穿著打扮,參加青年男女社交的舞會,關心和組建家庭有關的話題,盡管很多時候仍保持著“小獸”般的自由野性。卡西身上摻雜著早熟和天真,爽朗和羞澀,堅定和隨性等矛盾氣質,實際上,書中許多的牧民孩子都具有類似特點。

北京文联网 生活條件迫使到他們很小就明白自己的家庭責任,尤其受早婚早育風俗傳統的影響,即便是幾歲大的孩子也會自愿自發地參與家庭勞動。而家庭勞動中,管理牛羊馬匹是至關重要的大事,家務次之,個人形象衛生等細節必然排后,因此孩子們對待生活會有堅定和隨性的雙面表現。同時,相對單純的人際關系及廣闊荒涼的地理環境,留存了孩子們的天真本性,盡管不斷受到外界現代生活方式的誘惑,但深入血脈的傳統文化依然不同程度地約束著他們,維系著對族群的認同感。

北京文联网 以上人物角色帶給讀者的觸感變化,其實正代表著李娟對由寫作對象和素材“遠”至“近”的一個認知過程。在這些細致的變化中,讀者跟隨李娟一點點撬開“轉場”活動堅硬的地表,觸摸哈薩克文化柔韌厚重的內核,萬事萬物在敘事和體驗的交織里逐漸水落石出,顯露真相。當中連同李娟個人的困惑、清晰,否定、肯定,動搖、取舍都一并呈現,讀者幾乎是和她在文中同步經歷了認知的“成長”,見證她的成熟,具有鮮活的“在場”感和真實感。籍此,李娟也實現了對文字由怯魅到復魅的過程。

守望與別離

北京文联网 《羊道》系列出版后,李娟曾向媒體坦言:“以四十萬多字絮絮叨叨地記錄了許多哈薩克牧民日常生活情景,塞填了各種情緒。然而從不曾提及‘游牧’的嚴酷現狀,并且也不能有足夠的認識做公正的判斷。”于是,她額外補充了一篇序以說明游牧與自然既競爭又依存的矛盾關系,點出哈薩克牧民正處于“定居”和“游牧”皆兩難的生存困境,以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在現代社會生產發展下即將消亡的趨勢。

或許是出于某種有意無意的“補償”,李娟在之后創作的《遙遠的向日葵地》里,以自身家庭經歷為介質,切入“人與土地”“人與家庭”的深層次探討中。此書回憶了李娟和母親、外婆、繼父種植向日葵的日子,行文秉承了她向來的明亮幽默,但多了一股“創世紀”般的恢弘氣勢,從記憶的混沌荒原里劈開一片片濃郁逼人的田地,生命的喧嘩寂靜,水土的豐饒枯萎,人的守望別離,希望的幻滅再生皆在田地上生發應許。李娟母親開墾的向日葵地固然是真實存在,但當置身文本,被李娟的記憶和感情反復扭絞、咀嚼時它成了母親與家庭的象征。

李娟寫了幾次別離,離開母親和外婆,離開向日葵地獨自前往別處謀生,她愧疚自己的離開卻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離開。母親留守向日葵地代表了一種人類和土地最原始亦最信賴的關系,她熱愛土地并熟知耕種,像“女王”般駕馭著各種農活,又像信徒般深信大地的贈予。而李娟不同,她年輕有才華,有著能改變貧困生活的諸多可能性,必然向往外面的世界。這造成了李娟和母親的隔閡,她毫不隱瞞地道出與母親的疏離,但又在每次離家后,深感對母親與土地的依戀。李娟對自我心態做了剖白,她內心贊美耕種及其代表的“真正與大地相關的生活”,而現實的殘酷(土地過于干旱貧瘠),想帶外婆脫離貧困的渴望又讓她放棄耕種,離開家庭。

這種糾結心態體現在書中反復出現的守望與別離意象中。例如李娟做的那個守護葵花地的稻草人,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相比塞林格欲守望人性的本真和道德,李娟欲守望的是家園和希望,以及她熱愛但終究要消失的傳統耕牧生活。

北京文联网 李娟個人的困境,也是當下眾多離鄉別井到外地謀生的人們所處的困境,是后工業文明時代社會發展的代價之一。李娟把生命個體裹挾在社會變革洪流中的沖突、私語、追問和掙扎寫得絲絲入扣人性的微茫與堅強放置在荒原大地中,如同向日葵歷經自然災害后開出的燦然輝煌,帶著感動人心的力量。

后工業社會的發展對傳統農業生活的沖擊巨大而不可逆轉,家庭結構與勞動方式的改變只是其中一部分影響,人與土地的競爭關系更變得前所未有的激烈。李娟從自身的家庭問題縱深到人與土地的關系中,向我們描述了以向日葵地為中心,烏倫古河上下游的嚴峻生態狀況。不斷的暖冬形成旱災,旱災帶來蝗害,讓本來就貧瘠的戈壁灘幾乎寸草不生,沙漠中的羚羊等草食動物被迫靠近村莊,偷吃莊稼,造成更嚴重的自然災害。在資源爭奪中,人與動物各有傷亡,羚羊被農民驅車撞死,而人類……有人因作物絕收而自殺,更多的人則被迫遷徙。

但不能因此就單純地批判當地耕戶破壞生態。事實上,像李娟母親為代表的許多農人深知使用化肥是急功近利的做法,深知向日葵這種“油性太大”的植物會傷害土壤肥力,可北疆的土地實在太貧瘠,為了自身存活才不得不用“殺雞取卵”的方式,形成人對土地即無限依賴又無限榨取的死循環。當一土塊被透支盡了,人們就被迫離開,流浪,直至找到下一處能耕種的地方,于是烏倫古河上下游遍布“死去”的耕地,人們的定居點日漸喪失。其實,這也是一種守望與無奈別離的關系,土地又何嘗不是全人類的家庭?

李娟將兩種的守望別離和當中的困惑、悖論融入全書記敘中,形成雙層結構,鏡像效應,讓個體的生存危機與全體的生存危機始終共存并進,以樸素的自然審美觀和生態關懷表達對過度發展及消費主義的警惕。讀者從她的書寫里能找到一種真摯可近的體驗回應,生命的質感得以觸碰,生存的疑難得以追問,個人及大地的命運得以關注,從而完成作品的敘事倫理。

《遙遠的向日葵地》可以看做李娟對《羊道》系列的豐富拓展,抒發未盡之言,也可看做是她對人生認識的一種深進。她說書寫是她的耕種方式,把生命開花時的燦爛壯美,背后的無窮等待、忍受與離別的面目都分享給人們,且永遠心懷渴望。誠然,寫作不能解決書中的現實危機,文學也不負責向世界提供解決方案,但總要有人把那些關于大地的,關于萬物的,關于消失和永不消失的,尤其是關于人自己的東西記錄下來,達至現實不斷離別中的心靈“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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